说白了，无论是资政院也好，第一届国会也罢，所谓“议员”，大多为指派或者协调产生，真正的竞选是少之又少，而真正尊重选票并知道选票重要性的选民更是稀少。因此，指望这一次国会选举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不过，在这一次的选举运动中，有一个像政党又不像政党的非正式组织横空出世，翻云覆雨，几乎完全主导了整个选举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安福俱乐部”。
安福俱乐部，得名于其所在地西单安福胡同，这里原本是王揖唐、曾毓隽等皖系政客为了招待各地来京的参议员而租赁的一座大宅院，原名梁式堂宅。在开始的时候，这些搞政治的人不过在晚间到此坐坐，彼此闲聊，偶尔交换交换政治看法，辩论几句，当时也无专人召集或主持。但时间长了，这里的名气就开始大了起来，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在寻常的聚会之外，又搞了一些棋牌之类的娱乐器具，这就有了俱乐部的味道了。
等到新的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颁布后，这里立刻就热闹起来了，那些亲皖或者试图投靠皖系的政客官僚们如同过江之鲫一般，一个个都跑到这里来打探消息，谋求发展。在这些天里，梁式堂宅里日日夜夜都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而安福胡同内也是车水马龙，几近人满为患。
1918年3月7日晚，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在梁式堂宅开会，打算成立一个团体，以方便在随后的选举筹备工作开展活动。既然是个组织，就得有个好名字，大家七嘴八舌的，提了许多好听的名字，但终究是众口难调，没有一个能得到全体赞同的。
议到最后，大家也乏了，这时有个人灵机一动，说：“咱们开会的地方不是叫安福胡同吗？得，干脆叫‘安福俱乐部’得了，名字吉利，说起来也好听。”大伙一想，这名字好啊，安福安福，安国福民，这不正是本团体的一贯宗旨吗？好，就这么定了！
名字定好了，安福俱乐部便在次日……3月8日……宣告正式成立。
安福俱乐部成立之后，随后便设立了干事部、评议部、政务研究会等结构，而干事部又细分为文牍、交际、会计、庶务、游艺五课，其中又以交际、会计最为核心。有人也许会奇怪，这搞政治嘛，当然要善于“交际”，但为何“会计”也是核心业务呢？
这个问题倒是个好问题，且容笔者慢慢解释。所谓“安福俱乐部”，到底是个啥玩意？是政党吗？不是。它既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更没有统一的信仰体系，不过是一些亲皖系的政客集合，而且它的成员又不稳定，大都以投机为主，分分合合，有利则来，无利则去，实则是王揖唐等皖系核心政客驱使的一群乌合之众。既然是乌合之众，那什么让他们聚合在一起呢？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白了，就是一个“利”字。安福俱乐部幕后的真正老板并不是王揖唐和曾毓隽，而是徐树铮，王、曾不过是前台的马仔罢了。
那徐树铮有何等能耐，让这些自命不凡的“政治家”们为皖系利益而上下奔走呢？对此，徐树铮曾一语道破天机：“我用金钱让他们做事，不担心他们不为我效劳。这些人所希望的无非是功名利禄，我将尽力满足其欲望，还怕他们不跟着我跑？”
功名利禄，我所欲也，是人便有欲望，有欲望就容易受制于人，这世间有几个搞政治的能做到“无欲则刚”的地步？那些在官场上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倘若欲都没了，还搞什么政治？所以，往安福胡同里钻的人就跟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天性使然耳。
那有人要问，徐树铮的钱从何来？据统计，主要有这么几笔大款子，一笔是徐树铮在做关内奉军副司令的时候，挪用了军饷四十万以用于选举运作（后被张作霖发现而闹僵）；另外一笔则是梁大财神梁士诒资助了二百万元……可梁士诒凭啥资助这么多钱呢？
原来，梁士诒本是交通系的党魁，算得上是清末民初的第一理财高手，他所把持的交通系（交通部、交通银行及其相关的铁路建设投资所构成的无形体系）更是当时的大肥缺，可惜因为在洪宪帝制中表现得过于露骨而遭民国政府通缉，这时正好跳出来献金，试图来个咸鱼翻身。
另外，各皖系地方督军在选举期间对安福系的活动也多有补助，比如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等人，据说各出了数十万元。除此之外，也有人说安福系的财源还可能来自日本的西原借款，此款原为对德参战之用，也被挪为选举费用；再者就是说盐税被挪用。总而言之，有了这些钱，选举工作就好办了。
在徐树铮的幕后指挥下，王揖唐、曾毓隽等人指挥着安福俱乐部的皖系党羽走卒，由他们分持巨款，奔走各省，以图包揽各地选举。在这些人的暗中操纵下，各种选举丑剧就不免以常态出现了，什么高价买票、什么军警干预、什么抽换选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譬如以陕西为例子，该省的参众两院议员定额为19人，徐树铮提名12人，留7名给督军陈树藩自行把握。在选举过程中，陈树藩以张作霖为榜样，非但指定人选而且派军警现场监督，有三人未按照指定名单投票，被陈树藩查出后将之逮捕，险遭杀身之祸。
贿选也是一大特色。据说安福系在每省的计划是十万元，落实到实处，则初选每票一至两角钱，到复选阶段，票价则升为百元以上，加上运动费、交通费，都是大有可观的。既然选票已经被收买，投票的时候就未免肆无忌惮了，譬如自填自投者有之，反复投票者有之，在察哈尔多伦的投票，监督人竟自投两千余票。
贿选还算好的，选举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暴力。譬如在江苏江宁，在投票过程中竟然发生硬抢选票的事情；江苏无锡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投票之日，突来顽民，到所便抢选举票十张；不予则大肆殴打，毁坏器物，扰乱秩序”；安徽安庆的投票日则“有五六百人蜂拥入内，抢夺选举票、签名簿，且互相殴斗，拳足交加，有杨某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时人声鼎沸，愈集愈众，实难排解”，闹到最后，“所有执事人员见势不佳，均抱头鼠窜而去”。
此等热闹场面，正如当时人写诗讽刺的：“投票场为打架场，公民气象本轩昂；能文能武谗人杰，姓氏还教千载香！”
不管怎么说，选举终究是进行了。在皖系控制的地盘，如陕西、山西、安徽、热河、黑龙江等地，安福系果然大获全胜，其议员席位几无旁落。至于在直系控制的地盘如江苏、湖北、江西等地，安福系党徒虽然没有那么猖獗，但“银弹战术”的威力还是很大的，结果也大有斩获，令人刮目相看。
6月29日，徐树铮就选举结果致电各省督军：“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之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其延期省份，待得续报，再行奉闻”，其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所谓“选员得人”，便是入选者皆为皖系囊中人也。7月底，选举结果全部揭晓，共选出参议员147人，众议员325名，两院合计472人（原定应为576人，但西南各省不参与，因而减去百人之众）。在这些议员中，安福系人数达到330余人，而由直系支持的研究系则只获20余席，可谓惨败。
有人也许会奇怪，梁启超的研究系不是为皖系重开国会而鞍前马后、拼命卖力吗，如何会落得这个结果呢？其实这也不复杂，因为研究系本身也有政治野心（他们倒还算懂点议会政治），重开国会本就夹杂自己的野心，但安福系岂能不知？因此在选举开始后，研究系便被视为安福系的第一死敌，成为重点防堵对象，而研究系的人又不如安福系那样财大气粗，虽然后来及时的投靠了直系，但终究无力回天，遭遇惨败。
选举结束后，接着就该召开国会了，而召开国会后的重头戏，便是选举总统……这可是万众瞩目的大事情，容不得一点疏忽。当时最有资格去竞争这个位置的，当然是冯国璋和段祺瑞。冯国璋是代理大总统，顺势转正也属名正言顺，而老段正要雄心勃勃的推行他的“武力统一”大策，也是非总统不行；再说了，安福系这么卖力的四处奔走，大把大把的银子哗哗的花出去，难道是给冯国璋抬轿子么？
但正因为双方争夺太厉害了，反使得这个位置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要当不成，你也别想当。冯国璋在国会选举的初期，也是非常热心的，他这么个小气的人，居然也从私囊中拿出四十万（也有说是六十万的）给自己的党羽去奔走，但后来局势的发展，冯系明显落于下风，冯总统也开始心灰意冷了。
进入1918年后，冯国璋和皖系也算是较量了几次，但不管是“和战之争”还是国会选举，都是以冯国璋落败而告终。对于这样一个空头大总统，冯国璋曾跟人说：“总统一席，有人不愿我久居，我自己也实在不愿再干下去，只求有人接替，便可早日脱离。我已经准备好了外面的私宅，继任之人随时可进府来居住。现在我无事可办，不过是一个看守印信的人。”在安福系把持了国会选举后，冯国璋自知无望转正，更是多次发表谈话，表示自己不愿继续担任大总统，宁可选择回到河间老家“耕种自活”，退出政坛。
8月12日，第二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因为这届国会主要由安福系政客把持，历史上又将之称为“安福国会”。国会开幕之日，原来的临时参议院也因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在开幕的当天，冯国璋发表通电，再次袒露自己的告退决心：“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所冀国会议员，各本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
冯国璋在告退通电中的“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这句话，实际是将了段祺瑞一军，也就是说，新任总统须以和平为大策，而不容许武夫当国。
段祺瑞当时也很为难，一来皖系的党徒们非要把他推到总统这个位置上去了，不然他们岂不是白忙乎了？再说了，那些安福议员们可是拿津贴的，每个月300大洋，选举段祺瑞出任总统一职，岂不是信手拿来，一句话的事情吗？但是，西南各省是坚决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的，他们连着安福国会都反对，指斥为“非法国会”；而冯国璋的表态也大大影响了地方上的直系军阀，曹锟和长江三督再次联手，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前线的大将吴佩孚更是屡发通电，声言支持和平，明摆着是要给老段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段祺瑞要强行出任总统的话，不但会使得南北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就这点而言，段祺瑞还算是一个有风度的政治家，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与冯国璋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
在冯、段二人都引退的情况下，谁来继任这个大总统职位呢？双方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大佬，那就是徐世昌徐阁老。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段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冯、段这些武人所能比拟。在接到段祺瑞抛出的橄榄枝后，徐世昌却欲迎还拒，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
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而对于大总统的职位，徐世昌自觉非他莫属，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虽好，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自己的一世英名可就要付诸东流水了。
想到这里，徐世昌对冯、段两人甘愿让贤的表示反应冷淡，他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这时，着急的反而是段祺瑞，他见总统难产，大局不定，只能屈尊就驾，最终将徐世昌的出山条件打探清楚：“冯段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
在冯国璋的逼迫与徐世昌的要挟下，段祺瑞只得发表通电，宣布愿意辞去总理一职：“……惜祺瑞襄赞无方，未能早纾国难，上负总统知人之哲……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
有了段祺瑞的公开保证，有了各方的统一协调，徐世昌这才放心大胆出山了。9月4日，第二届国会举行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以425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民国第二任、第四位大总统（前三人为袁世凯、黎元洪和冯国璋）。有意思的是，在次日选举副总统的时候，安福系议员竟然集体缺席，结果到会者只有88人，副总统选举一事竟这样不了了之……虽然派系之争使然，亦甚属荒唐。
徐世昌出任总统是一个多方妥协的产物，一来西南各省可以默许这个文官总统；二来徐世昌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老资格，以第三方的身份在直皖派系斗争中起到缓冲的作用；而国会中的研究系、交通系议员也是支持徐世昌出任总统的。至于当时最具实权的人物段祺瑞，他再次以退为进，甘居幕后，继续把持北京的政局。
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七个国庆日，徐世昌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而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将段祺瑞的内阁总理一职免去，改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代理。由此，历时一年有余的“冯段体制”宣告结束。
在总统府举行完新旧总统交接仪式后，新任总统徐世昌吩咐用总统专用的小汽车将冯国璋送回他的私宅帽儿胡同。当这场“揖让一堂”的喜剧演出结束后，冯国璋回到家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一回，咱们是栽给芝泉了！歇两天，将来再看咱们的！”
这倒有可能是一句真心话。
是啊，实权派人物段祺瑞太强势、太咄咄逼人了。他与黎元洪合不来，和老兄弟冯国璋也合不来，那这位八面玲珑的徐阁老，又能做得长久吗？